数字教科书:教育转型发展的必选项******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因而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重点,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教育作为影响国家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成为全球教育不得不采用的新形态。可以说,顺应经济数字发展要求,满足学生不受时空限制的大规模学习需求,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关乎世界各国教育生存发展的必选项。
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使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撬动因素之一。数字化教材,即以数字形态存在、可装载于数字终端阅读、可动态更新内容、可及时记录交互轨迹的新型学习材料。数字教材是国家教材的新类型,既有教材的一般属性,即它是关联教与学的核心纽带,是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载体,也有信息技术产品的一般属性,即开放性、个性化、交互性等。因而,数字化教材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支点,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国情基础和需要,积极探索数字教科书的应用、推广、师资培训、使用效果和评价指标,以构建本国的数字教科书使用体系,保障数字教科书的科学有效使用。
政府是数字教科书的主要推动者
数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数字教育资源,隶属于教科书系列,事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多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专项计划的形式来推广本国数字教科书的使用。
韩国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科书且已有成效的国家之一。这同韩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持续推行密不可分。早在2002—2006年,韩国政府便开始探索建立数字教科书模型。2007年,韩国教育部宣布实施中长期“数字教科书商业推广计划(2007—2011)”,开始进行数字教科书试点,测试数字教科书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2011年,韩国教育部宣布“促进智慧教育的行动计划”,主要任务便是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2013年,韩国宣布“数字教科书开发和调整计划”,正式启用数字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并行使用。2016年,韩国教育部公布“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的国家指定/授权中小学数字教科书分类(提案)”,开发易于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多媒体分级的数字教科书。2018年,数字教科书逐步在普通学校全面推广和应用。根据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2021年发布的教育白皮书,从2014年到2021年,韩国全境使用数字教科书的中小学由163所增长到10755所。
法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数字教科书,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全国的教育公平水平。2009年,法国政府拨发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即“数字农村学校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同年,法国政府推行了一项数字教科书试点计划,向来自12个学区的69所初中的一、二年级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包括法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该项目于2016年5月结束,累计为15000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师提供了数字教科书。2016年,法国教育部又联合投资总署实施“创新的数字学校和农村计划”,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学校的带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教育部下属的教学项目、教师专业发展和数字发展办公室负责数字教科书推广相关工作,如开发在线平台、组织教师培训并提供多学科课程教育资源。
美国的数字教科书推广也是政府行为,但由州政府先发起,联邦政府支持肯定,再颁布全国计划。美国第一个数字教科书项目,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9年提出的“免费数字教科书计划”,同年,加州法案通过允许K-12公立学区为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的规定,允许地方购买达到国家规定的幼儿园和1—8年级数字教科书,以及达到州政府标准的9—12年级数字教科书。2012年10月,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呼吁全国学校尽快采用数字教科书。随后,美国教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布《数字教科书指导手册》,构建了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系统框架,用于指导全美的数字教科书事业发展。但美国政府并未全权领导和推动数字教科书事宜,2001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是主要的执行推动者,该协会以推动全美教科书电子化为使命,并同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发布《美国数字化教科书发展报告》,提供相关的数字教科书资源和软件,引领和支持各州的数字教科书发展。
数字教科书有效运行需要持续投入
数字教科书的数字属性,对国家信息化水平、校园和家庭信息化条件、终端设备等均提出了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率极高,进一步抬高了数字教科书的使用成本。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各国的应对策略不同,但均持多元路径、积极投入的态度。
法国在“数字教育战略”规划下,为加强学生数字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激发教学创新,在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2013—2017年便投入了约23亿欧元,为中小学师生配备高水平的数字化和网络数字设备。
德国2019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数字化协议”项目,计划此后五年每年投入5亿欧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2020年,德国在向欧盟提交的《国家恢复和复原力计划》申请中,明确设置了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数字化”计划,用于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技能的数字设备支出,以及开发德国数字教育平台。
韩国科技部发布《2021年数字新政行动计划》,将资助128亿韩元为“教科书试点项目”完善硬件设施,为累计270000间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性能Wi-Fi,提供约80000台平板电脑。此外,为丰富数字教科书内容,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促进远程教育框架法》的立法工作,并修订《教育用著作权作品指南》以扩大中小学教育用著作权作品范围。
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两种路径
不同国家的数字教科书开发模式不同,也会影响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方式。
在韩国,数字教科书是由教育部主导开发与部分授权相结合。根据课程和学习阶段,数字教科书有不同的授权和批准系统,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小学三、四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国家指定开发,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私人出版商开发、政府部门验收授权后投入使用。因而,在经历了国家主导开发或授权审查后的数字教科书,可以直接推行至学校。当然,这种推行并非是全面铺开,而是试点制逐步推行。2007年,在数字教科书推行的初始阶段,韩国教育部选择了小学五、六年级的部分科目,首期选了20个试点学校,后扩大到100所。至2020年,韩国教育部的报告表明,小学三、四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英语科目,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三年的英语科目,都应用了国家授权的数字教科书。换言之,除了小学低段的一、二年级,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其余年级的部分学科已经应用数字教科书。
在美国,各州政府会参考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供的数字教科书采购指南,组织相关部门对出版商开发的数字教科书进行审核,通过后投入学校使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教学质量委员会作为州教育部门的咨询机构,负责监管数字教科书评审、建议和任命专家审查小组成员,小组成员一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等教学评审专家,以及专门负责内容审查的专家。教学质量委员会在参考专家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为州政府提交数字教科书审查报告。与此同时,教学质量委员会还会收集整理公众对数字教科书的审阅和评论,并撰写研究报告。州政府综合这两份报告,并召开三次公开听证会,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后,发布教科书采购清单,供所在州和地区的学校参考。
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多元成效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教科书可以通过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等。换言之,只有对学生发展真正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是数字教科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韩国学者使用个案研究、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课堂上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要高于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学生,数字教科书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动机和自学能力,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要高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的时间和频率的增加,学生将获得多方面提升:一是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如学生能为自己制定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同时,设定优先级并首先做重要的事情;二是创新与创造能力显著提高,学生能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等;三是信息素养有所提升,如学生可以收集学习所需信息、用收集到的信息弥补知识空缺。此外,研究发现,教师对数字教科书使用的热情越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也越高,但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关于“数字教科书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动机”这一结论,在美国和英国也得到证实。美国学者通过为处于成绩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数字化书籍,再采用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发现使用数字教科书提高了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英国学者对11—12岁的小学生进行分组实验研究发现,相较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对照组,使用数字教科书学生的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更高,学习态度也更积极,学习动机水平更高。
多路径提升教师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数字教科书并非传统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它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载体,对教师的学科知识、知识跨度,信息素养、教学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所习惯的传统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挑战。数字教科书的推广过程,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型过程,所谓老路走不到新目的地,因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策略提高教师的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出,各州和地区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资源使用培训、同伴辅导、持续的专业学习等;培训目的在于让教师有能力选择符合课程标准、支持所有学生使用的数字教科书,持续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和技能,法国采取了培训与认证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在项目培训方面,既有专门的数字化培训项目,如法国的“教育数字领地”计划将教师培训作为关键措施之一,根据教师个体需求、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培训主题;也有一般类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的“信息化”专题,自愿选择该专题的教师比例从2013年的39.8%增加到2018年的50.2%。在资格认证方面,2007年,法国教育部以教育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将信息与通信能力纳入教师十大必备专业能力,只有获得国家规定的计算机与网络二级认证证书,才有机会获得教师资格证。
韩国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首先,制定专门的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派遣指导顾问入校提供现场培训。其次,学校自主建设校内数字教科书学习社群,在学习社群里,教师自愿贡献优秀案例并进行经验交流,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提升数字教科书应用能力。另外,2021年,支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提升的在线平台ITDA交付使用,为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数字教科书资源,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4版)
当当低头京东 垂直电商迟暮******
1月10日,当当网宣布入驻京东,两者的纠葛最终化为一纸合作。回望过去13年间,当当网历经赴美上市、烧钱大打价格战的风光时刻,却也因资金失血、战略失焦、创始人内斗等问题陷入难以挽回的低谷。去年至今,垂类电商明星们要么接连倒下,要么转型为品牌商,全渠道开店寻找活路,当当网也会步其后尘吗?
1.2亿元的恩怨旧史
“商业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当当网与京东的合作,再次印证了这句话。1月10日,京东图书与当当网在北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当当官方旗舰店在京东全面上线。截至当天下午5点,当当官方旗舰店在京东平台获得了14.7万人的关注。
从曾经的鱼死网破到如今的一笑泯恩仇,这桩看似普通的商业合作背后,是当当网和京东长达13年的恩怨情仇。事实上,双方的第一次“交火”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当当网可谓“凶猛”:年销图书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国内网上图书零售市场份额占有率超过50%;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B2C网上商城。据了解,在上市当天,当当网股价随即上涨86%。
在诸多光环下,一时风光无两的当当网宣布拿出4000万元促销,并直接表示“所有畅销品价格将比其他数码类网上商城至少低50-100元”,而此处的“其他数码类网上商城”更是直接剑指以3C数码品类起家的京东。面对当当网下的“战书”,刘强东立马应战,拿出8000万元的双倍补贴进行促销。
剑拔弩张之下,双方一度“杀红了眼”。据过往媒体报道,彼时,刘强东称当当网曾经对所有出版社表示不得给京东供货,而当当网则反驳此举为“独家战略合作”,是市场竞争下的正常合作方式,并将图书价格降至0元,要求多家图书供货商承担促销费用。除了图书业务,在2012年3月,当当网还与国美联手强化家电品类,试图撬开京东的口子。
然而,轰轰烈烈的价格战尽管以当当网守住图书品类老大的地位告终,但持续的高额补贴也让当当网元气大伤。而另一边,京东却借着这场与图书行业龙头老大的“价格战”在自己刚布局不久的图书领域打响了知名度,加大了其向全品类拓展的步伐。
为“五斗米”折腰
时至今日,当当网经历了退市、创始人离婚等风波之后,早已失去了与京东相提并论的资格。此番合作,与其说是冰释前嫌,倒不如说是当当网不得不折腰的无奈之举。
上市之后,当当网曾表示“将有更充裕的资金在更多品类上实施‘天天低价’战略”。然而,展开“价格战”一年后,2011年当当网四季度财报显示,当季亏损为2060万美元,反观2010年同期,则是盈利235万美元,当当网在财报中表示,亏损的原因是毛利下降以及市场营销费用的支出扩大。
商业世界的沉浮,总是被相似的逻辑主导。在当当网2016年退市之前发布的最后三个季度的财报中,当当网在2015年一、二、三季度均同比转亏,净亏损分别为970万美元、2120万美元、410万美元。烧钱换不来增长,当当网不得不“低头”求和,向曾经的竞争对手抛出橄榄枝。
2012年,当当网入驻天猫时,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便公开承认,入驻事宜是自己提出来的,李国庆曾说:“只要有好的流量,倒扣流水也比广告费便宜得多。”在微博平台,李国庆也表示“此一时彼一时”“从了,谁让人家流量大呢”。在与苏宁、国美、天猫、拼多多合作之后,当当网也逐渐在大众的眼里从平台方转换为商户。
与此同时,伴随着退市、创始人“抢公章”等风波,当当网引以为傲的图书经营业务也出现了问题。2022年7月,当当网深陷“盗版书”风波,有消费者因为在当当网“买9本书都是盗版”,且与平台客服沟通未果,将当当网告上了法庭。而此前,李国庆常常指责淘宝假货泛滥,甚至一度屏蔽了一淘对当当的数据抓取。
亏损扩大、主营品类“失火”,当当网的故事走向了结尾。“当当网在品类拓展上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随着天猫、京东和拼多多快速增长,以及微信小程序电商、抖音快手直播电商全品类发展,当当网全品类拓展上的资金、人才、用户获取、物流服务等方面不再有实力参与新旧综合电商平台的竞争”。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向北京商报记者说道。
垂直电商步入迷途
逐渐淡出用户视野的不止当当网一家。2022年以来,太多垂类赛道的明星玩家或倒闭,或挣扎在生存线边缘。易趣网、蜜芽、每日优鲜接连关闭主站,而洋码头、考拉海购则深陷资金流恶化或业务团队裁撤等困顿中,剩下的企业如叮咚买菜、兴盛优选等则选择大幅收缩战线保命。
特别是在流量大盘增幅到顶的情形下,再与综合电商拼抢流量,垂直电商越发显得力不从心。但后者似乎也不甘心黯然退出,而是利用平台前期积累的用户客群、品牌心智和供应链资源发力做自有品牌,并在综合电商、短视频平台多渠道开出品牌店铺。较之平台,垂直电商反而活得越来越像供应链公司。
哪有流量就去哪,为了活下来,企业不再瞻前顾后。例如在2020年9月,蜜芽创始人刘楠亲自在抖音为“兔头妈妈”自有品牌带货,而网易严选于2018年9月就已经在天猫、京东等平台开店,随后还入驻了拼多多、抖音和快手。2021年3月,洋码头开通抖音账号,将跨境供应链能力开放给抖音的主播和机构并提供选品服务。
及时调转船头确实显现出成效。网易严选数据显示,2022年“6·18”期间,网易严选淘系渠道销售额同比增长80%,而抖音快手渠道同比增长75%。
某种角度而言,垂直电商广泛扩展渠道虽能谋求更多利润来源,但并不代表着其可以侥幸逃过竞争,从平台方跳脱为品牌方更是要历经经营思路、供应链结构、业务人才储备等维度的剧烈转型。刘楠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外坦言“在母婴行业做了十年,真正做品牌后才发现立场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完全不同”。据了解,未来刘楠计划在品牌研发上投入3000万元。
当当网的命运似乎也将殊途同归。庄帅向北京商报记者判断称,入驻京东意味着当当很有可能会放弃独立电商平台,转变为图书供应链公司与综合电商平台合作进行发展。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